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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文森的意义

2000-07-05 来源:中华读书报 □胡学常 我有话说

杜维明说:“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》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,一部现代经典,西方‘中国研究’一个时代的象征。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,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。”杜维明说的是大实话。

列文森的这部著作,如今才有中文译本,真有些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的味道。据说,翻译这部天才著作,乃是十分艰难的、富于挑战性的课题,近十多年不断有人从事于此方面的努力,但多以失败告终,也先后有数部译稿由于翻译方面的原因,最终又不得不从出版社的案头“打道回府”。现在我们明白了,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》中译本的迟迟不得面世,就相关的研究领域而言,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。

列文森通常被视为以费正清为首的“哈佛学派”的中坚之一,与这个学派的其他中坚人物不同,列氏擅长形上思辨,富于想像力和审美感受力,同时,其运思总能关乎自身的生存体验,因而历史在列氏那里呈现的是真实的、活生生生的意义,而不是那种“纯客观的”编年叙述。应当说,列氏乃是以“专业规范”反叛者的形象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界的,他创立了一种不可重复的新典范。

三卷本巨著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》欲解决这样一个问题:十七、十八世纪的中国就涌现出了一批唯物主义思想家,他们公开抛弃了先前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。那么,这是否意味着即使没有西方工业主义的催化作用,看上去平稳的、传统的中国社会,凭借自身的力量也将实现以科学理性的内在精神的现代化?列文森的问题仍旧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样一个老问题。这里浮现了一个关于历史的基本预设:历史是“进步”的,而“进步”主要意味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。传统是中国的传统,而现代是西方的现代,西方的现代化成为人类历史“进步”的普适性样板,科学精神等现代化价值,乃是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国家“进步”中必当追求的价值。可以看到,列文森的历史观念与现代化观念,总体而言,基本上是西方主流观念支配下的产物,显露出浓厚的“西方中心论”的特色。

列文森论证说,传统中国社会凭借自身的力量难以实现现代化,它主要来自西方的冲击。当然,这并非意味着传统中国社会内部没有紧张与冲突,列氏详尽剖析了这些紧张与冲突的呈现状态,只是他的结论是,这些紧张与冲突最终都没有能够引发真正的社会变革。所以,列氏进而创制了“博物馆”这一著名比喻,借以说明儒家传统的死亡,它只是作为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而存在,供人观赏,勾起人思古之幽情,却消失了其在现实的文化中的价值与作用。

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》中所蕴藏的现代化观念及其运用的“冲击——回应”模式,在美国的“中国学研究”始于六十年代末期的自我反思中一直遭受批评。这种自我反思的主要取向乃是走出传统的“西方中心论”模式,代之以“中国中心论”模式,小心谨慎地“在中国发现历史”。在今日所谓“后殖民”的语境下,中国学人已经热了一阵萨义德的《东方学》,眼下又正热着弗兰克的《白银资本》,据说这些均是“在东方发现历史”旗帜下的“路标性著作”。列文森及其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》,在这种气候下走进中国学界,怕是有些“髦得不合时”罢。但是,阅读列文森,依然可以促使我们思考:难道东方天生便是如此特殊?如此自圆自足?在这个意义上,列文森来到中国,或许来得正是时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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